◎桑梓
从《长安三万里》到《长安的荔枝》，盛唐题材成为影视剧市场中愈发热门的创作门类，“诗圣”杜甫的身影屡屡出现在这些剧里。杜甫在诗歌史上与李白齐名，他们共同为中国古诗留下了最惊艳的篇章，却同时经历了8世纪中国最黑暗的转折——安史之乱将盛唐拦腰斩断，让千百万百姓死于战火，也彻底改变了杜甫的诗风。
遗憾的是，目前尚无一部真人出演、以杜甫为主角的经典影视作品，动画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对杜甫的呈现已经算是相对较好的。但在传记领域，有几本书倒是值得借助盛唐剧的热播分享给读者。通过它们，我们看到的将不再只是作为诗圣的杜甫。
诗人冯至笔下的杜甫
诗人冯至以十四行诗闻名于世，他本人既写诗、译诗、研究诗，也是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、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，涉足领域非常宽泛。冯至也是杜甫研究领域的一位行家，他写的《杜甫传》于1952年11月初版，1980年3月出版增订版，附录了三篇文章、一篇小说，之后又屡次加印，堪称杜甫传记里影响最广的一本。
这本书有较为明显的阶级分析痕迹，冯至以仇兆鳌的《杜诗详注》为参考，他在书中辨析了杜甫的出身、成长路径，对杜甫每个人生阶段的代表作都有涉足，虽然随着杜甫研究的进展，冯至这本书已算不上深入，许多论述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，但毕竟是诗人行文，心性相通，读者仍能感到冯至在解读杜甫诗歌时的功力。
比如在谈到《新安吏》《石壕吏》《潼关吏》《新婚别》《垂老别》《无家别》这“三吏三别”时，冯至既提到它们继承了《诗经》、汉乐府的传统，而且指出了杜甫自身的矛盾。他指出：杜甫是一个封建社会里爱人民、爱祖国的诗人，他在人民与统治者中间感受到了剧烈的矛盾。在当时，国家遭遇叛军的侵略。如果想要终结战争，让百姓少一些战乱之苦，就需要把希望寄托于李氏朝廷。按冯至的说法：“在他的时代里他不可能对于帝王制度有所怀疑。但他拥护的朝廷，平常是剥削人民的。”战争时期，当杜甫目睹官吏无限制地向人民搜刮物资，乱征兵役，他不可避免要为被层层盘剥的人民感到悲哀。冯至将这六首诗与杜甫于天宝十载在长安居住时写的《兵车行》作对比：“他写《兵车行》时只是站在人民的立场，反对侵略战争，这时他除去替人民诉苦外，还不得不考虑到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严重的危机。”
所以《垂老别》《新婚别》中会出现相似的叙事模式，当老翁与新婚女子想到国家的灾难时，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勉励之词。《垂老别》中是：“万国尽征戍，烽火被冈峦。积尸草木腥，流血川原丹。何乡为乐土，安敢尚盘桓？弃绝蓬室居，塌然摧肺肝！”《新婚别》里则是：“勿为新婚念，努力事戎行！”在《杜甫传》里，冯至对李白与杜甫交集的梳理、对杜甫后期诗歌代表作的解读，都值得一观。
最全面的一本杜甫研究
读者如果想更全面地了解杜甫，陈贻焮的《杜甫评传》是目前最好的一本。在史料之勘探、覆盖杜甫人生与诗文之厚度而言，目前还没有同类型作品超过这部由上中下三册组成的大书。
在对杜甫的诠释上，作者除了广泛阅读杜甫诗文及中晚唐、宋朝文人对杜甫的评价，还采集了清代钱谦益的《钱注杜诗》、杨伦《杜诗镜铨》、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以及仇兆鳌的《杜诗详注》。这部评传写作于改革开放初期，固然也有时代局限，比如书中对李林甫玄宗时期政客的论述，偏重道德评判，缺少具体政治措施得失上的分析。但作者在写杜甫时，做到了海纳材料又能贯通一体，行文以评带传，汪洋恣肆，事无巨细地铺陈了杜甫在日常生活中的性情际遇，还原了杜甫心性仁厚、胸怀鸿鹄之志，却逢安史之乱，颠沛流离、命途多舛的一生。
诚如学者葛晓因所言：“（《杜甫评传》）尽可能设身处地，从理解一个人的角度出发，把古人还原成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的人：像修复一个打碎了的古董花瓶那样，完整地展现作家的生活背景和时代风貌。”
但需要读者留心的是，此书文白结合，引用文献颇多，加之体量广博，阅读这部大书，不得不需要长期主义的耐心。这部书比较适合杜甫研究者和希望细读杜甫诗歌的人，这样就可以在读到一篇杜甫诗歌时，对照传记相关篇幅，加深理解。反之，读者如果只是想泛泛了解，而不想花太多精力，读冯至那一本就可以了。
被重新提及的前半生
近二十年，研究杜甫的作品不在少数，但多是新瓶装旧酒，抄抄史料，唱唱老调，学者王炳文的新作《杜甫的历史图景：盛世》则是颇有新意的一本。他以历史学与文学结合的研究方法，聚焦杜甫的前半生，不再只是讲诗人经历了什么，而是将其置于8世纪的家族、社会、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，更为具体地呈现出杜甫所处的历史图景。
在过往的杜甫传记中，杜甫的前半生常常是被略写的，因为他最杰出的诗文成就发生在安史之乱爆发后。杜甫是公元712年生人，安史之乱是在公元755年爆发，也就是说他在安史之乱前已经活了43年。在古代，40年就是许多人的一生。如果把杜甫这43年概念化、符号化，而不去入情入理地呈现它，便不足以充分呈现杜甫的精神世界。未知前半生，也就不足以了解后半生。
杜甫的特殊在于：他是一个兼具盛唐和中唐气质的诗人。他完整地经历了安史之乱这场让大唐人口折损过半的浩劫。在《杜甫的历史图景：盛世》中，作者对杜甫家世及其青少年时代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呈现，将杜甫祖孙三代放在一个中等士族的历史社会网络中去观察。
除此之外，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了几个有趣的问题并尝试进行解答。例如：开元时期名相宋璟为什么在杜甫的诗歌中缺席；杜甫为什么对马那么熟；吉安之案与杜家三代人命运的关系；杜甫父亲的死亡时间；唐朝铨选制度变革对杜甫仕途的影响等。
那么，作者是如何解答的呢？比方说杜甫对马的熟悉。作者考据，杜甫有一个表侄，名叫郑遵意，此人是安禄山的部下。天宝十三载正月，玄宗加安禄山尚书左仆射，又加闲厩使、五坊宫苑使、陇右群牧都使，这是对安禄山宠幸的进一步证明，但显然安禄山不可能亲自去管理马政。这年六月，安禄山奏请朝廷，由亲信张通儒、群牧副使兼平凉太守郑遵意“就群牧交点”，也即让杜甫这位表侄去管马政。托表侄的关系，杜甫才能在这年秋天游览华清宫外的御马院、冯翊郡的沙苑监，留下诗文《天育骠骑歌》与《沙苑行》。因此，杜甫对马的了解才更深一层。
通过作者对杜甫前半生的解读，我们也能发现，青年杜甫是一个既有隐士、游侠情志，又渴望被高门贵人看中从而大展身手的人。他见过张垍、张九龄，听说河南尹韦济反复托人打听他的下落，他欣喜地写下《奉寄河南韦尹丈人》：“有客传河尹，逢人问孔融。”当时的文坛名士李邕，更是被杜甫视作前半生的知己，因为李邕对杜甫的夸赞不只是客套话，他是发自内心赏识杜甫、渴望帮助杜甫。
只可惜，杜甫仕途不顺，一生未得到朝廷真正的重用。就像冯至在《杜甫传》中所说：“他在756年的春天在率府里管理了几个月的兵甲器仗，从757年的五月到758年的六月在肃宗身边做了一年的左拾遗，再加上不到一年的华州司功，他一生实际的政治生活——除去后来在成都严武的幕中工作一个短时期外——断断续续的一共不过两年半。在这些职位上他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，可是在政治的逆流中他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。”
王炳文主要研究历史学，他研究杜甫的路径是通过唐代的职官制度、历史地理、墓志铭等材料与杜诗进行论证。当然，这本书也有一些论据其实并不充分的推论之言，或者作者以为是新见，但未必如此的部分，这也是需要读者去辨析的。
读这三本杜甫传记，令我颇为动容的，其一是杜甫的后半生，其实是频繁经历朋友死亡的半生。
公元747年，李邕死。762年，李白死。763年，房琯死。764年，郑虔死于台州，苏源明饿死长安。765年，高适死。769年，岑参死。杜甫已经习惯了写悼文。得知郑虔和苏源明死讯时，他写下《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》：“豪俊何人在？文章扫地无！疟病餐巴水，疮痍老蜀都，飘零迷哭处，天地日榛芜！”得知高适在长安逝世后，他作诗哀悼：“独步诗名在，只令故旧伤！”（《闻高常侍亡》）而杜甫后半生经历最大的死亡，就是安史之乱。它终结了盛唐，也带走了大唐一半的人口。
偏偏，杜甫又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。曾经担任宰相的房琯不通兵事，用人失当，在陈涛斜之战大败而回后失势，精明者于是不敢与其靠近，但在房琯去世时，杜甫仍会主动去拜祭他。杜甫的重情义，从他与李白的交往中更加可见一斑。坦白说，李白不会把杜甫当做他最重要的朋友。他一生交游无数，性情洒脱，杜甫是他人生中有趣的一段相遇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所以李白提到杜甫的诗文，其实是很少的。
但杜甫就不同了。他们初在洛阳相遇时，杜甫33岁，李白44岁。与李白告别后，杜甫在长安、秦州、成都、夔州，都写下过怀念李白的诗歌。在长安时是“白也诗无敌”，在秦州时说李白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，在成都又说他“敏捷诗千首，飘零酒一杯”。745年与李白在兖州别后，杜甫迟迟没再收到李白的新消息。756年永王李璘叛乱，李白卷入其中，被捕入浔阳狱。杜甫忧心忡忡，并不因李白有逆党之嫌，就与李白割席而换取明哲保身。之后李白流落夜郎，因古时通信不便，杜甫刚到秦州时还不知道李白遇赦，甚至有人传言李白已经死了，杜甫于是写下《梦李白》二首，其中一首道：“魂来枫林青，魂返关塞黑。落月满屋梁，犹疑照颜色！”另一首《天末怀李白》更加煽情：“应共冤魂语，投诗赠汨罗。”
只可惜，李白那时已是岁末黄昏，杜甫最终收到的，不是李白的来信，而是这位大唐诗仙的死讯。
安史之乱发生后，杜甫经历了太多这样的告别，他写“厚禄故人书断绝，恒饥稚子色凄凉”，也渴望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杜甫忠实地用诗歌镌刻下安史之乱所改变的众生，他的诗歌，就是8世纪中国最真实的模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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